白芝浩规则是基于债权，阿勒中央银行扮演最后贷款人角色，因此强调抵押品的重要性。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阿勒我们又曾与斯特凡·英韦斯（StefenIngves，阿勒后来曾任瑞典中央银行行长）、拉古拉迈·拉詹（RaghuramRajan，后来曾任印度中央银行行长）、卡门·莱因哈特（CarmenReinhart）、肯尼斯·罗高夫（KennethRogoff）等就国际金融理论和政策实践有过深入的交流和讨论。而我们提出的新规则是基于股权，阿勒中央银行扮演最后救助人角色，阿勒在危机救助时注入新股权，因此强调公司治理的重要性，如美联储在救助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政策实践。

而有些公司数次或者多次增发股票后，阿勒其市值和股价却不断下跌，甚至沦为仙股或退市（在美股和港股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在面临金融危机时，阿勒只有国家才能发行新的股权，并利用国家层面的股权增发为危机中的金融机构提供紧急资金和资本支持。阿勒足够的货币供应量对一个国家应对金融危机和国家安全尤为重要。

传统的中央银行在危机时强调模糊性，阿勒即所谓的建设模糊性（constructiveambiguity），阿勒而我们的新规则更强调科学性，使得中央银行学有了更坚实的科学基础。在我们的新货币理论中，阿勒货币如何进入经济成了重要问题，阿勒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从传统宏观经济学中的配角（甚至是可有可无的角色），变成了宏观经济舞台中的主角（甚至是明星），这也呼应了海曼·明斯基（HymanMinsky）的深刻洞见。

这些努力和经历，阿勒促使我们完成了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探寻货币本质的著作。

在金融危机时，阿勒如果没有国家层面的货币增发，并由中央银行作为最后救助人提供的及时救助，那么实体经济必将遭到金融危机的重创。我们构建的这个新的共同微观基础就是货币即国家股权，阿勒分析工具为合约理论。

考虑到中央银行可以在危机时增发货币作为股权资本，阿勒传统的白芝浩规则需要更新。2022年道格拉斯·戴蒙德（DouglasDiamond）和菲利普·迪布维格（PhilipDybvig）因其合作的戴蒙德—迪布维格模型对理解银行危机的贡献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阿勒只是这一模型和之后的一系列理论探索尚未把货币、阿勒银行和中央银行融于一体，也无法推导出中央银行的最优救助规则。

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虽然发端于公司金融，阿勒却也贯穿于货币理论和国际金融理论。一个国家的最优货币供应量应该是多少？一个国家如果面临有良好回报的新投资机会，阿勒但因没有发行足够的货币提供融资而错过了新投资机会带来的经济增长，阿勒那将错失经济繁荣，非常可惜。